转自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引言

长期以来,非法采矿罪的认定以“是否取得采矿许可证”为核心标准,这一规则源于原矿产资源法“一证载两权”的制度框架。新《矿产资源法》实施后,矿业权物权登记与矿产资源开采行政许可正式分离,非法采矿罪所保护的两类核心法益被分别置于不同权证之下,原有认定标准的制度基础已发生实质变化。本文梳理原有认定规则的制度逻辑与实践争议,分析新矿产资源法“两证分离”制度带来的非法采矿罪认定逻辑变化,并就非法采矿罪认定标准的优化提出实务建议,以期为非法采矿罪的准确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一、原矿法框架下的非法采矿罪认定标准

(一)“一证载两权”是非法采矿罪原有认定标准的制度基础

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通过设立矿业权的方式,将矿产资源的占有、使用权能让渡给矿业权人,并通过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实现所有者权益。在原矿产资源法框架下,我国未设置专门的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主管部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同时承载了两项功能:既是准予开采的行政许可凭证,也是矿业权物权的权属证明,即“一证载两权”。

在此制度下,非法采矿罪所保护的法益被统一纳入采矿许可证的规制范围,既包括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也包括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由于物权归属与开采许可合二为一,以是否取得采矿许可证作为入罪判断的核心标准,具备逻辑上的自洽性与操作上的便利性,也与当时的矿产资源管理体系相适应。

(二)刑法与司法解释确立的非法采矿罪认定规则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采矿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 号)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五类情形:一是无许可证的;二是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三是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四是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五是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

上述规则构成了非法采矿罪认定的核心依据,其判断逻辑始终围绕采矿许可证的有无,及是否超出许可范围展开。在“一证载两权”制度下,无法单独将矿业权物权作为独立的出罪或入罪考量因素,因此形成了较为单一的形式判断标准。

(三)原有标准在实践中的争议

单一以采矿许可证为核心的认定标准,在面对复杂实践情形时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有的矿山企业早已依法取得探矿权,探明资源储量具备办理探转采条件,并缴纳了矿业权价款,因政府层面的规划调整、审批衔接等原因,长期未能办理采矿许可证,企业在巨大投资压力下无奈提前开采;有的矿山企业在政府同意或默许的情况下以探代采,相关部门按生产矿山实施监管,企业也实际履行了资源税费缴纳、生态修复等义务。上述情形与单纯的无证开采具有较大区别,此时仅以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为由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是不合适的。

上述情形中,行为人虽形式上欠缺采矿许可证,但已通过合法出让程序取得部分矿业权权益,开采行为未侵害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若严格依照“无许可证即入罪”的标准追究刑事责任,容易出现形式违法与实质危害性不相匹配的问题,也不利于妥善处理矿业权出让与审批衔接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两证分离”制度的确立与非法采矿罪认定逻辑的变化

(一)物权登记与开采许可相分离的制度设计

新《矿产资源法》总结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成果,正式确立了矿业权物权登记与勘查开采行政许可相分离的制度。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矿业权的,应当向矿业权出让部门申请矿业权登记;符合登记条件的,矿业权出让部门应当将相关事项记载于矿业权登记簿,并向矿业权人发放矿业权证书。矿业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抵押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该法第三十三条同时规定,矿业权人取得矿业权后,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作业前,应当按照矿业权出让合同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分别编制勘查方案、开采方案,报原矿业权出让部门批准,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勘查、开采作业。

简言之,新《矿产资源法》下矿业权证书是物权权属凭证,证明权利人依法享有对应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开采权;采矿许可证是开采许可凭证,证明开采方案符合监管要求、准予实施采矿作业,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法律功能,也对应不同的监管环节。

(二)“两证分离”制度对入罪逻辑的影响

“两证分离”制度实施后,非法采矿罪所保护的两类核心法益被分别赋予不同的制度载体: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通过矿业权出让与登记制度实现,对应矿业权证书;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通过开采方案审批与许可制度实现,对应采矿许可证。

原有“以采矿许可证为唯一核心”的入罪标准,是建立在“一证载两权”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当矿业权物权与开采许可在制度上正式分离后,仍单一以采矿许可证判断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已无法准确区分不同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也与新《矿产资源法》的制度体系不相衔接,需要结合新的制度框架重新审视认定非法采矿罪的入罪逻辑。

(三)两类违法开采行为的性质区分

结合新《矿产资源法》的制度设计,无证开采行为可根据权证状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情形:

第一类是既未取得采矿权,也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开采行为。此类行为既侵害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又违反了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是典型的非法采矿行为,具备刑事追责的实质基础。

第二类是已取得采矿权,但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即实施开采的行为。此类行为中,权利人已通过有偿出让程序获得对应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开采行为未侵害国家所有者权益,仅违反了开采作业的行政审批程序,其违法性质更接近行政程序瑕疵。

新《矿产资源法》法律责任章节对两类行为设置了明显不同的处罚梯度。针对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该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直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价值不足十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拒不停止的,可责令停业整顿。针对采矿权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进行开采作业的行为,该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方可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十万元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从处罚梯度看,无采矿权开采的违法性更重、处罚更严;有采矿权无许可证开采的违法性较轻,且设置了“责令改正”的前置纠错程序,体现了立法对两类行为不同的否定性评价程度,也为刑事认定标准的调整提供了行政法层面的参照。

三、关于非法采矿罪认定标准调整的实务探讨

(一)入罪核心可重点考量矿业权物权基础

从非法采矿罪保护的核心法益出发,可考虑将矿业权的有无作为判断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的基础层面因素,区分“无矿权开采”与“有矿权但程序违法”两类行为。对于未取得任何矿业权、擅自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继续保持刑事规制的强度;对于已依法取得采矿权、仅欠缺开采许可程序的行为,优先通过行政法途径调整,原则上不纳入刑事评价范围。

这一思路的核心是回归非法采矿罪的本质:该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复合性,既包括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管理秩序,也包括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但刑事追责的核心在于对国家所有者权益的实质侵害。笔者注意到,周光权在《非法采矿罪的关键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单纯侵害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或管理秩序,尤其是仅妨害采矿许可证发放秩序或管理制度,而对国家的矿产资源财产所有权没有损害的行为,难以构成本罪。”因此,将刑事评价的重心向矿业权物权倾斜,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也与新《矿产资源法》的制度逻辑相契合,能够实现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合理区分。

(二)有采矿权无许可证的情形可设置刑事追责前置条件,并差异化设置入罪情节标准

若认为对有采矿权但无许可证的开采行为确有刑事规制必要,可考虑设置明确的前置程序条件,不宜直接以无许可证为由入罪。例如,可将“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作为此类行为入罪的前置条件,将刑事追责限定在拒不履行行政监管指令的前提下。

同时,针对“有采矿权但无许可证”的开采行为,还可考虑适度提高入罪的数额与情节标准,与“无矿权无许可证”的非法采矿行为形成梯度差异。这一差异化设置的合理性在于:相较于“无矿权无许可证”的非法采矿行为,有矿权但无许可证开采仅违反行政程序,未侵害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这一差异应在入罪标准的设定上有所体现。